重回达尔文,寻觅心智研究的哥白尼革命

原创PamelaLyon神经现实收录于合集#深度

Deep-diving个

达尔文（CharlesDarwin）在《物种起源》（）中描绘了一幅生命演化图景的长卷。这幅长卷从生命的萌芽开始，沿着生理和心理，即身体和心灵，两条基本的轴线展开。他写道，所有生命（而不只是部分），在“肉体和心灵”方面都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发生演化的。达尔文预言，当心理学接受这种自然观时，心智科学“将会建立一个新的基础之上”，即“每种心智能力”必然会随着演化而得到发展。

达尔文猜测生命起源于单一的祖先“形式”，并推测它只有单个细胞。不久之后，德国、法国和美国的科学家们开始通过研究微生物来寻找其存在“心智能力”（感知、记忆、决策、学习）的证据。这三个小组的研究组长都注定会成就显赫。阿尔弗雷德比奈（AlfredBinet）是设计了第一个实用智力测验的心理学家，赫伯特詹宁斯（HerbertSpencerJennings）奠定了数学遗传学（mathematicalgenetics）的基础。这两位组长根据自己的研究承认达尔文是正确的：即使是微生物的行为也可以表明心智演化的存在，就像身体的演化那样。然而，马克斯弗沃恩（MaxVerworn），德国生理学界的巨擘，并不认同这一观点。

继而，一场关于心智演化连续性的激烈争论被触发。这种连续性观点认为心智（人类意义上的“心灵”，其他动物中的“认知”）经历了数百万年的发展和变化（实际上是数十亿年）。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今天。20世纪初期兴起的行为/主义将行为作为唯一可接受的科学数据，并在此后几十年里避免直接讨论心灵从而削弱了这场争论。当“认知革命”在世纪中期兴起之后，支持不连续性的观点便被牢牢地确立下来。人们的普遍共识是，在演化的某个时间点上（并且我们可能永远不知道是什么时候），认知能力好像“噗”的一下就出现在一些动物身上。而在此之前，作为除语言外唯一认知指标的行为，就应该是完全天生的、机械式的、反射性的。尽管其看上去是由认知驱动的，但实际上并不是。直至目前，这仍然是主流观点，并且完全基于人们“直觉上的”合理性。

-Song?Kang-

哲学家丹尼尔丹尼特（DanielDennett）是最早引用演化论的认知哲学家之一，他将自然选择称为“达尔文的危险想法”*，因为它表明在自然界中设计的出现不需要设计者，不管是神灵还是其他。就像他的很多哲学家与科学家同事一样，丹尼特不承认心智演化的连续性。然而，我认为达尔文这一被忽略的见解其实是他最激进的想法。这个想法可能在认知科学中引发彻底的哥白尼革命，并且改变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我们身处其中的位置。

*译者注

Dennett,DanielC.Darwinsdangerousidea.TheSciences35.3():34-40.

哥白尼革命开启了一次人类视角的转变。年来，欧洲学者们一直抱持着普通人的观点，认为地球是天空围绕旋转的不动点。托勒密的宇宙模型将太阳、月亮、恒星和其他行星放置在围绕地球的嵌套水晶球中运动。年，哥白尼（NicolausCopernicus）发表了一个详细的替代方案，用太阳取代了地球。我们的星球被罢黜了作为宇宙中心的地位，与其他天体“漫游者”一同围绕太阳运动，而现代天文学也就此诞生。

同样地，达尔文的激进思想也废黜了人类与其他大脑在（西方）认知宇宙的“直觉显然”的中心位置。而在这个位置，达尔文放上了一个不断演化、具有认知能力的生命，它在可预测和不可预测的变化条件下，努力生存和繁衍。从以智人（Homosapiens）为参照的大脑中心论，到将生物学和生态学事实考虑在内，这一视角的转变具有深远的影响。其结果是为这一无法回避的自然现象带来更精确有效的解释，而这对理解我们怎样成为人类以及成为人类意味着什么至关重要。

-FedericaBordoni-

认知是什么？像很多其他心智概念一样，人们也没有在这一术语的定义上达成共识。这在年前曾激怒过威廉詹姆士（WilliamJames），此后也偶尔惹恼其他人。我是这么定义的：认知包括生物体熟悉、评估、利用和逃避周围环境特征的方法，以此来保障其生存繁衍。下面我从自己经历入手来阐述这一问题。

21年前，我还是一名做亚洲研究的博士生，我的研究集中在四个佛教命题上。我致力于将其纳入到辩论性西方哲学和科学分析当中。这些命题中隐含着一种非常复杂的佛教心智观：心灵是什么、如何实现、它在无知条件下可以做什么、它经过训练后可以做什么。我在当时被称为认知科学（还只是独一门时）的领域内寻找西方文化中相应的比较对象……但什么也没找到。

除了四箱书和一部装满文章的笔记本电脑，我还收集了一些零散的、不一致的观点和相关的一系列争论，但这些都没能为拥有心智，或心智在行为中的作用提供现实经验上的解释。正如神经生物学家史蒂文罗斯（StevenRose）在年意识到的（并且什么都没改变），神经科学已经产生了海量的数据，但却没有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它们。在21世纪初的今天，我仍然对此感到难以置信，尽管这一问题依然存在。

那时的认知科学被三个（几十年前的）参考框架所统治，这几个框架构成了“认知主义”范式的基础：1）人脑；2）认为大脑是一个计算机器的信念；3）“认知是对表征的计算”的观点。第三个信条固执地拒绝简单解释，因为其核心概念所伴随的含混性也进入了该领域内（就好像原本还需要更多）。这一观点大致可以归纳如下：大脑中有一些可辨识的东西“代表”着世界的方方面面，就像是词语在句子中的作用。这些信息由尚未被发现的算法“处理”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思考、计划、决策等等。除了对表征的加工外，不存在其他心智活动；认知就是这种加工。

生物学和演化论，这两个我认为极为重要的视角，几乎没有一席之地；生理学、情绪和动机也是一样。那些认为动物行为研究对认知科学有所帮助的研究者们，才刚刚开始在这一领域发表文章，并且也没有受到同行们的欢迎。“具身”和“情景”（situated）认知正在获得